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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档案——巴基斯坦国家档案馆的前世今生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20日  [ ]  访问数: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有一段描述:“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被广泛认同的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在今天无法被还原呈现,只能在书面记录和人类的记忆中生存。档案和记忆在呈现过去的历史中是相辅相成的。”

    国家档案馆被当作国家机构这一西方现代概念,是通过欧洲帝国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化才得以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在印度被英国殖民时期,殖民者通过殖民管理、土地定居、人口普查和人种学调查等方式收集到大量档案信息,并借助这些档案建构了印度历史的东方主义形象。

    巴基斯坦国家档案馆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档案图书委员会,仅保存有政府、大学、非营利性机构的档案,以及私人档案。随着巴基斯坦的首都由卡拉奇迁至伊斯兰堡,国家档案馆也搬至伊斯兰堡的秘书处大楼内办公,并开始管理巴基斯坦政府的档案。巴基斯坦国家档案馆的使命是“保存并传承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对巴基斯坦的历史、文化和遗产产生影响,并根据需要向研究人员提供资料”,其重要使命之一是促进“巴基斯坦以证据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演变”的发展。

    然而,公众对档案工作忽视、档案管理部门的管理不善等原因阻碍了国家档案工作的发展。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1975年档案文件资料法案》《1993年国家档案法案》,强制性要求政府部门将满20年的公共档案移交国家档案馆,但政府部门并不严格遵守这些规定,违反规定已成常态。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强调,档案发展对于改善国家行政职能的重要性,但在巴基斯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认为档案馆是纯粹的文化和历史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国际开发署等都曾投入大笔资金向巴基斯坦提供技术援助,但大部分都没有将档案馆作为营利性的投资领域。主要原因还在于巴基斯坦本身未能充分意识到档案管理的作用及档案对国家发展的价值,更遑论这些国际机构了。

    巴基斯坦的档案工作一直不受重视,较难获得国家发展规划和资金的援助。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有效档案管理的重要性——通过高效的档案管理能够提高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效率,如法律、司法和税收部门,以及公共服务机构,如医院、教育等。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档案发烧》一书中阐述了档案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档案,没有记忆的话,就没有政治权力。有效的民主化总是可以通过档案、宪法及其解释来衡量的。”

    以纸质、照片、视频或音频的形式保存历史,记录社会民主进程,可以防止后代对历史的遗忘,可以作为对历史错误观念的纠正,这就是为什么档案馆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不仅对于历史学家,对于公民区分事实与小说、历史与神话、真理与宣传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15年里,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然而,巴基斯坦政府和社会没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无限机遇。对巴基斯坦档案馆来说,如今面临的挑战是纸质和微缩胶片档案之间的转换。另外,对于数字原住民一代,他们对数字技术有着强烈的求知渴求和利用潜力。

    通过网络可以对数字化的图像和档案等进行在线利用,从而进行知识的普及,增强公民了解过去的能力,让档案馆的触角延伸到那些无法亲身实地查档的群体。充分挖掘社交媒体的潜力,用数字技术能够成倍提升个体参与档案工作的能力,此举已被世界上许多档案馆身体力行,证明是成功有效的。 李瑞环 编译

    背景链接:

    1947年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随之成立。1951年,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建立起档案和图书委员会,并开始保存国家独立后形成的档案及行政文件。彼时的巴基斯坦档案工作处于初建状态,因此,巴基斯坦中央档案馆几乎与这一称谓并不相配。在卡拉奇大学历史学家们的努力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档案开始能被访问和保存。1966年,巴基斯坦政府制订了国家档案馆发展计划,但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实现。1973年,巴基斯坦政府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家档案馆的规划,并拨出建馆费用和新馆建设用地。在新馆建成以前,巴基斯坦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存放在伊斯兰堡一个租借的建筑物内。为丰富馆藏,巴基斯坦国家档案馆与大不列颠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签署了档案交换协定,并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大量有关巴基斯坦的档案缩微复制品。

    同时,为了填补英国殖民时期的档案收藏空白,1974年,巴基斯坦国家文献中心成立,负责收集和保存与国家相关的档案史料等。在长达43年的时间里,国家文献中心已经接收了大量档案文件,并成为国家在殖民和民族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原始资料宝库,其中有超过2700万页的缩微胶片,有的是从国内征集到,有的则是来自国外。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1月16日 总第3143期 第三版